记得多年前，在《十月》上读到南飞雁的中篇小说《红酒》，当时惊叹于“80后”的年轻作者对于基层公务员人情人性的精准把握，其写作的成熟和老练令人过目难忘。此后，南飞雁陆续发表《灯泡》《空位》《天蝎》和《皮婚》等小说，不多的篇什皆给人深刻印象。他的小说并没有那种阴郁的晦暗，明快的叙事中饱含着无奈的反讽，字里行间虽诸多嬉笑的比喻和调侃，但嘲讽背后却是对人物情感状态的精准描摹。一切都显得极为冷静和节制，情感倾向深藏不露，价值判断只随人物和叙事自然流淌……
纵观南飞雁的小说，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，他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“人迹罕至的去处”，那就是机关生活。这注定是一个彰显其独特写作风貌的重要领域。为此，他自比“天生天化就有砒霜”的“西门大官人”，如其所言，“我有我的‘七厅八处’，天生天化就有生活。”在这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，“机关”成为凝结所有人欲望、理智、拼搏、奋斗的核心场合，这个巨大的空间成了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题材源泉。收录在《天蝎》里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以“七厅八处”这个机构为核心展开的。无论是早先的《红酒》与《暧昧》，还是后来的《灯泡》和《空位》，以及最近的《天蝎》和《皮婚》，南飞雁的小说都揭示了难得一见的官场生态，同时也撩开了这世俗生活的神秘面纱。
《天蝎》书影 出版社: 上海文艺出版社
故事里人物的表演，所有的巧妙钻营、机关算尽，都严密遵循着趋利避害的原则，由此塑造着小说里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嘴脸。这当然也是南飞雁的小说所着力塑造的。然而除此之外，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。南飞雁更愿意运用他擅长的暧昧情感故事，来串联起这一幕幕讽刺剧。这里的暧昧情欲既是一种让故事缠绵动人的叙事点缀，又是必不可少的缓冲剂，或者至少，能让这些讽刺不至于那么尖刻，最大限度消解它的冒犯性。
通过《天蝎》可以看出，基层公务员的讽刺与荒诞，配之以男男女女们真假难辨的暧昧情谊，共同构成了南飞雁标志性的情感叙事。“官场”也好，“恋爱”也罢，都是俗世生活的一部分，都是微妙人心和琐屑生活的“原生状态”。比如《红酒》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写出了中年男人的勇敢与怯懦、矛盾与无奈，一种精明算计的攻守和患得患失的犹疑，而这一切都被浓烈的暧昧情绪牢牢掩盖，其间的苦楚与痛感呼之欲出；而《暧昧》里的“暧昧”则是一场盛大的成人游戏，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高级调情，其间穿插着欲擒故纵，欲迎还拒的把戏，一会儿是“毫无征兆的主动”，紧接着是“突如其来的冷淡”。故事里的男女在得失之间一步步精心算计着，试探着，前进着……而这“有益无害的暧昧”游戏又是与升迁变局紧密相联的，于是戏剧性的转圜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人在职场，追求职务提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，人的进取心、羞耻心、智慧、狡诈、贪婪、无奈、堕落等性格都会被集中表现出来，因而某种程度上说，官场是人性表现得最彻底的地方。然而当职位升迁与俗世爱情结合在一起时，这种人生境遇便更能体现出一种独有的意味，让我们得以在主人公们进退维谷的境遇中窥探人性的深度。
当然，在南飞雁的“七厅八处”里，我更愿意捕捉这些讽刺剧所包含的社会批判意涵。比如，《空位》的深意在于呈现出那些有职无权的“闲职”、“副职”的子女们卑微地争夺“空位”的过程；而《灯泡》讲述的是一个“心直嘴黑”的机关“捣蛋分子”重新融入“游戏规则”的过程。这里尤其值得讨论的是《灯泡》。小说主人公穆山北二十年里共换了五个处室，跟四位处长反目，和多个同事打架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“嘴黑”，十几年来他一直“当灯泡，说黑话，让人不自在”。在此，“嘴黑”其实并非真正的“黑”，恰指的是他一身正气，被一致视为“眼中钉”。当然，小说的戏剧性也发生在他向现实妥协，寻求改变的过程中，因此他的“自我救赎”，也多少显示出几分悲壮的荒诞感。正如小说中所言的，一贯的正直和确有其才不仅没能使穆山北获得半点提拔，反而使他在现实中处处碰壁，这不禁让他身心俱疲，“他想，世上的灯，总归明明灭灭。而自己这盏灯已经点亮许久，也该熄灭了。”但问题的尴尬在于，“以前灯泡闪耀肆无忌惮，还没人敢公开批评当面训斥，可现在尾巴也夹了，反骨也拔了，倒成了受窝囊气的小媳妇，任人呼来叱去，还不能声辩。”
《灯泡》通过穆山北的遭遇和命运的戏剧性转圜，深刻揭示了机关生活生态。小说中，小穆夫妇风雪中艰难谋生，却并不能博得同事的同情；而老干部的扑克比赛中，为了区区奖品，退休官员反目成仇，互揭老底则更显出几分滑稽。由此，“嘴黑”的意义也顺理成章地被阐释，“所谓黑嘴，也不过是说几句真话，发几句牢骚”，绝非穆山北真的“嘴黑”，实乃机关里处处黑，是人心之黑和官僚体制之黑。小说最后，融入规则的穆山北终于获得了提拔，使得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一点荒诞的喜感，这便恰似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包含的悲剧、喜感和荒诞。“狂人”的点睛之笔绝非他的“狂”和所患之“迫害症”，而是小说序言交代的“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”中所氤氲的反讽和荒诞，而穆山北从一个“嘴黑”者走向“缄默不语”，最后喜获提拔，不正是这个荒诞故事的翻版吗？
而到了《天蝎》，批判的锋芒则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，具体来说，指的是 “知识分子小官僚”。小说《天蝎》其实借竺方平之口道出了南飞雁长久以来的关注，“原来知识分子小官僚最不靠谱，性格有严重缺陷，谨慎有余而果敢不足，凡事有退路就很难下定决心，不到山穷水尽不知道豁出去，不被扔在绝境不懂破釜沉舟。而一旦豁了出去，砸了锅沉了船，却又瞻前顾后谁也不想得罪，但求皆大欢喜。他本来不做坏事，但见了做尽坏事的人快活，便恨自己没有做坏事的勇气；终于做了坏事，又害怕遭报应，意识到头顶三尺又神明，于是惶惶不可终日。”类似这种对“知识分子小官僚”的总体评价几乎贯穿在南飞雁的所有小说之中。或许在他看来，更重要的是去透彻剖析游戏的主要参与者——那些年轻或已不再年轻的“知识分子小官僚”，去探索他们怯懦卑微的企盼和暧昧难言的情思，以及进退维谷的境遇里那些荒唐的算计和更加荒唐的命运转折。或许这些正是读《天蝎》，看南飞雁的“七厅八处”的意义所在。
(作者徐刚，文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)
